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的形成和指导地位的确立

  回顾我们党80年的光辉历史,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指导地位的确立,是一件意义重大而深远的大事。 
  历史上,由于我们党正确地理解和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使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在某些时候,由于对毛泽东思想离开了科学态度,就使我们的事业发生了曲折,甚至吃了很大的苦头。列宁曾说,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但是,我们却发生了把毛泽东思想当作某种神学的东西、把领袖当作神看待的不正常现象,留下了极为深刻的教训。发生这种现象,在思想理论上是怎样失足的,有哪些观点没有把握好;制度和体制上,有哪些关节点没有把握住,留下了漏洞?这些,都有待于深入地进行科学总结。邓小平说:“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5页。)在某种意义上说,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是更为宝贵的财富。但是,经验要成为财富,必须要经过一个环节,这就是科学总结,要敢于实事求是地进行总结。成功的经验如果不能科学地总结,还可能变成包袱而导致错误;错误的、失败的经验如果不能科学地总结,深刻地吸取教训,则很容易重犯。这两个方面的实例都不难找。我们要非常严肃地对待党的历史。本文仅就几个方面的问题,回顾一些历史情况,并略陈己见。 
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的形成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一个过程,人们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是一个过程,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的形成和确立也是一个过程。 
  毛泽东思想于20年代后期开始形成,在30年代有了重大发展,并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显示其真理性和强大生命力,30年代末、40年代初,以《〈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为主要标志,形成了科学体系。 
  党内的教条主义者不承认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贬之为“狭隘经验论”。这种被贬为“狭隘经验论”的理论却得到全党广大党员干部的拥护,靠的是它的真理性,靠的是这种理论在实践中显示出来的强大生命力。但这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1935年的遵义会议,在党中央的领导核心排除了教条主义成分,认可了当时有决定性意义的毛泽东的战略,这是全党对毛泽东及其理论的第一次明确肯定。抗日战争开始后的几年中,全党对毛泽东的理论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特别是经过40年代初开始的延安整风,全党兴起了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热潮,使全党(特别是领导层和理论工作者)对毛泽东的理论有了更明确更深刻的认识,概括地说,就是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要以毛泽东创立的理论和策略为指导,才能取得胜利。这是全党的新的觉醒。那么,毛泽东创立的这种理论是什么样的理论呢,应当怎样称呼这个理论呢?这就自然地提出了给这个理论命名的要求。 
  看来,当时党内有不少同志不约而同地在思考这个问题,并各自作出了努力。 
张如心第一个为毛泽东的理论命名。 
  据有人考证,最早作出这种努力的是杰出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抗日时期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延安军政学院、中央研究院、中央党校工作,“文革”前为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教员)。1941年3月,他在《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的《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中,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提法。1942年2月18、19日,张如心在《解放日报》发表《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一文,又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理论”这一提法。 
  一些领导同志也在论述毛泽东的理论的文章中,使用了具有命名意义的提法。 
1942年7月1日,朱德在《解放日报》发表《纪念党的二十一周年》的文章,使用了“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理论”的提法。 
  同一天,中共中央晋察冀边区机关报《晋察冀日报》发表由主编邓拓撰写的社论,题目就是《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义》。这篇社论不但给毛泽东的理论命名为“毛泽东主义”,而且对这个理论作了系统的论述。 
  1943年7月4日,刘少奇写成《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于7月6日在《解放日报》发表。他在这篇文章中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两个提法,都带有命名的意义。 
以上一些同志以及其他不少同志的文章,对毛泽东的理论的形成、主要内容、科学体系、历史地位等问题,都在不同程度上作了论述。 
王稼祥是提出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的第一人。
  1943年7月5日,王稼祥写成《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7月8日发表于《解放日报》。这篇文章创造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文章说:“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文章对此作了如下论述:“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是在与国外国内敌人的斗争中,同时又与共产党内部错误思想的斗争中生长、发展与成熟起来的”。“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革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二十二年的实际经验,经过了党内党外的曲折斗争而形成起来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以上这些深刻的论述,阐明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涵。这充分说明,王稼祥提出的“毛泽东思想”,已经构成了一个科学概念。 
  王稼祥是在全党酝酿的基础上提出“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的,但他作为首创者的贡献是应当肯定的。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已经记载了这一史实:“王稼祥于1943年7月8日在《解放日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并为党内许多同志所接受。”(见该书第202页)但是,长时期中,人们总以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是刘少奇在七大的报告中第一次提出的。直到1981年,《红旗》杂志的文章还说:“一九四五年五月,刘少奇同志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首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注:《红旗》1981年第2期。)80年代初,这一史实终于被一位学者订正了。 
  江苏无锡市职工大学的教师陈文源(后为江南大学教授),依据他多年的研究,针对《红旗》的文章,写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何时首次提出》一文。文章指出,《红旗》的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他列举事实说明:“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的提出和使用,是在党的‘七大’以前。在公开发表的论著中,第一个对毛泽东思想作出详尽论述的,是王稼祥同志一九四三年七月的纪念文章,而不是刘少奇在‘七大’的报告。”陈文源的文章明确肯定,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是由王稼祥在1943年首次提出的。上海《解放日报》编的《新论(未定文稿)》第9期(1981年2月18日)作为“动态与资料”刊登了这篇文章。《解放日报》的这篇文章引起了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领导同志的注意,决定在供内部参考的《理论研究资料》上发表(此刊物由该室“研究组”编,笔者当时在“理论动态组”)。《理论研究资料》在1981年3月9日出刊的第47期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本期只刊这一篇文章)。
  这期《理论研究资料》发出后,立即引起重视。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当时一位同志告诉我,陈云同志办公室打电话来要这一期刊物。 
  在党中央的重视和指示下(中央领导怎样研究此事的,我无从知晓),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即着手查阅从1938年至1945年七大这一段时间的中央档案、中央文件及《解放日报》等十几种报刊,弄清楚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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